湘桂走廊考古发现琐记(2) - 全州网

        三、秦汉时期
      （一）灵渠
       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沿水陆五路进攻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岭南山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秦军在进军途中遇到许多困难。越人占有熟悉的地形，殊死抵抗，至使来势汹汹的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监御史禄“无以转饷” ，只好“以卒凿渠而粮道”。渠凿成，粮道通，再与越人战，才取得杀西瓯君译于宋的胜利。秦监史禄所凿之渠就是今之灵渠，亦即兴安运河，它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把五岭相隔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灵渠的主要工程是由铧堤、天平、渠道、秦堤、陡门等部分组成，由于巧妙的安排，使南来北往的舟船梯山航岭，成为古代一大奇观。
      （二）秦城
       秦城在兴安县溶江镇北，地当大溶江与灵渠汇合的三角洲上。经过历年调查，秦城遗址还保存4处，一处在马家渡南岸到大园村东北三里；三处在七里圩南端，有一座长方形土城，当地称为“王城”，一处在通济村和太和堡之间，有一座近于正方形的土城；一处在水街北端，大溶江与灵渠汇合处北面，是又一土城。这几处城墙内外都有大量绳纹板瓦及其残片出土。秦城遗址自宋代以来就有记载，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溶江小溶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地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苗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驰。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宜百越之君委命下史也。”
       1993年冬对秦城遗址中的七里圩“王城”进行钻探，发现城内文化堆积除局部地方表面有一层灰色和灰黑色晚期文化堆积外，全城文化城积主要分两大层。文化堆积中普遍夹红色烧土色块或碎末及小量草木灰烬。城墙面宽10米，用黄褐色泥土和褐色沙土夯筑而成。城墙夯土保存厚度约3米左右。护城壕环绕城墙一周，距离城墙5米左右，宽度在10~20米之间。壕距现成地面深约2.5米。城北垣偏东钻出城门1座，门道宽7米，长20米。钻出楼橹建筑6处；城拐角4处，北垣1处，东垣1处，都是泥土夯筑。城夯土建遗迹5处，均呈多边形，建筑年代早晚不一。依据地层关系和钻孔所见文物，推断此城为秦到西汉始建，东汉加筑沿用，应属军事性的城址。
     （三）洮阳故城
     在全州县永岁乡大塘村梅潭屯背的城墙上，旧名改州滩。城址东、南、西三面临湘江，西南有一条小河流入湘江，西南有一条小河流入湘江，或称洮水。湘江北岸的陡壁石山地就是洮阳旧址。洮阳是座山城，依山势而建，平面罄折，作多角形，正中有六边形台面，东西两翼略低，类似城廊。东、西两边都有城门。凡转角处都比周围高，似为楼橹处。城内地面散布大量绳纹简瓦、板瓦，篮纹、席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组合的陶罐、陶残片，都是汉代及其以前的遗物。城址东北面山坡上有东汉墓，说明此城在东汉以后已逐渐废弃。洮阳在战国时期是楚国南境的城邑关戍所在，可能早已设县。到汉代则为零陵郡下一个县，《汉书·地理志》上已有明确记载。《西汉初长沙国地形图》已标出了洮阳县的方位。从长沙、西汉前期墓出土“洮阳长印”和“逃阳令印”的情况看，大约在文景时期，洮阳已从一个不足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发展到超过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了。
     （四）观阳故城
      在灌阳县新街乡灌江西岸邓家村旁边的古城岗。《灌阳县志》称为“雀儿山”，当地老百姓叫“古城岗”，又叫“城池岭”，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城墙墓址仍在，城址平面呈长方形罄折，城门两座，一座东北向，一座西南向，门洞依稀可见。城址纵深约116米，宽180~2 80米不等。转角处有隆起的城堡式土台，城墙自山腰作台阶式向山顶延伸，最高点距灌江水面约20米。城坦四周高耸，最高处高出附近地面8—10米。城垣内发现汉瓦层和汉代的以前的文化遗物。其中绳纹瓦片和云纹瓦当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填土中的瓦片和瓦当相似。此外还有方格纹、米字纹、席纹等印纹硬陶罐残片，篦纹、细弦纹陶残片，四纹硬陶片等，出土过矩形有柄穿孔石铲，城内最高台地发现过铁矛10多件，在台地旁的坡地发现过木炭、红烧土胎圜底蹄足陶鼎、细弦纹硬陶、直颈圆腹圜底绳纹陶罐等。说明这里是一座汉代城址，其上限年代也可能早于汉代，汉以后逐渐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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